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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字長文讀張謇!羅一民:他是與眾不同的企業家

來源:蘇商會    2021-01-10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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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兩提張謇。在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盛讚張謇為“愛國企業家的典範”,不久後的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稱讚張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新時代呼喚更多“張謇式”企業家,把愛國之情融入報國之行,辦好一流企業,更好地造福國家和人民。


經江蘇省委同意,2021年1月6日,張謇企業家學院在南通市委黨校正式揭牌。全省民營企業家學習弘揚張謇企業家精神高級研修班同日開班。在1月8日舉行的首期高級研修班結業典禮上,江蘇省政協原副主席、江蘇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羅一民為學員們作了題為《張謇:與眾不同的企業家》的報告,從“一生痴迷強國夢”“亦政亦商為中華”“隻手打造‘第一城’”“精神遺產世代傳”等幾個方面,重點解讀了張謇與一般企業家的不同之處,以及他對蘇商及通商精神、南通的城市精神產生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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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講課內容:

談到南通的清末狀元張謇,大家都公認他是一位企業家。張謇身上確實有一般企業家的共同屬性,包括投資創辦、經營管理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生產銷售各類商品;在主觀上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為國家經濟社會做貢獻;以特定的經營管理專長和能力,自成一類社會羣體——企業家。

然而張謇的偉大,不在於他和一般企業家的共同點,而在於他不同凡響的與眾不同之處。正是獨特卓越的個性所為,才成就了他人生的輝煌,創造了不朽的業績,為後人由衷的景仰。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把他稱為“愛國企業家的典範”“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

與一般企業家相比,張謇的與眾不同之處在哪裏?概括説來,我認為有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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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痴迷強國夢

愛國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像張謇那樣,一切從愛國出發並將濃烈的愛國情化為對強國夢的執着追求,並堅持終身而不渝的卻十分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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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身受儒學“忠君愛國”傳統思想影響,具有樸素的愛國主義情懷。他生長在國難深重、山河破碎的清末民初,要愛國就必須救國。而要想救國首先必須強國。只有使國家強盛起來,才能不受外強欺侮,救國家於沉淪中,自立於世界之林。由愛國而救國,由救國而強國,是那個時代包括張謇在內的愛國志士的基本心路歷程和行為軌跡。張謇是其中最執着、最痴迷的一位。

(一)為強國,“捨身飼虎”

1894年,張謇高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他本可以“天子第一門生”的身份,憑藉億萬莘莘學子夢寐以求的最高平台,博取一生的榮華富貴,甚至走向“狀元宰相”的道路。但是,考取狀元的當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方的慘敗,及隨之而來的難以忍受的割地賠款重負和國家從未蒙受過的奇恥大辱(與兩次鴉片戰爭有所不同),促使滿懷濃烈的愛國心、強國夢的張謇做出了不同凡響、驚世駭俗的抉擇。

1894年的下半年,張謇因父去世,回鄉奔喪,丁憂三年。第二年,便在家鄉南通創辦紗廠,開啓了他艱辛而崇高的實業報國之路(南通濠河南岸堤壩上的浮雕“強國夢痕”反映了這方面的內容)。

在商人地位低下、工商業落後的國情下,以新科狀元和朝廷近臣的身份,棄官經商辦廠,在當時確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和想象。這並非意味着發財致富,而是要在自棄美好仕途和尊貴社會地位的同時,冒着巨大的風險和難言的艱辛,周旋於地方官場、商界、各色人等之中,奔波於險象環生的風口浪尖之中,承受“千磨百折,忍侮受譏”。確如張謇自己所説,是“捨身飼虎”。

張謇之所以選擇“捨身飼虎”的辦廠之路,完全是為了圓他的強國夢。這頗像林則徐所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

在張謇看來,“策中國者,首曰救貧;救貧之方,首在塞漏”,塞漏救貧,必須興辦實業。而“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要辦好實業,則須奉行“棉鐵主義”,形成棉紡和鋼鐵業為基礎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而南通棉多質好,農村種棉紡紗成風,搞棉紡實業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而,張謇首先選擇開辦紗廠作為他宏偉地興辦實業以強國家的計劃起始第一步。正如他在為沙廠擬定的“廠約”中所説:在通州創辦沙廠,既是為通州本地的百姓生存考慮,也是為中國的資源和利益考慮。

(二)為強國,百折不撓

張謇的創業,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艱辛的磨難,並屢經挫敗,但為了實現他心中的強國夢,艱苦奮鬥,百折不撓,忍常人所不忍,為常人所不為。

剛開始籌辦紗廠時,張謇本想在民間集資,搞“商辦”,但通州和上海兩地的商人富户,雖有資金,卻不願輕易投入。他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為官商合辦,由官方提供擱置上海久未使用的紡紗機,作價五十萬元作為官股投資,另由張謇組織紳商籌五十萬元合作經營。但隨後不久,發起股東和承諾入股者,紛紛反悔退出,“商股”無法湊足。張謇不得不再退一步,一面壓縮總股本金為五十萬元,一面改為“紳領商辦”,即由他自己認領官股的二十五萬元,再另外籌集二十五萬元,官方只收取官利,不參與工廠的經營管理。儘管如此,張謇所需股金仍無法湊齊。他只得奔波滬通兩地,多方集資求助,有時不得不靠賣字來彌補旅費的短缺。面對鄉黨友朋的訕笑毀阻和各方敷衍作梗,他雖“聞謗不敢辯,受辱不敢怒”,仍堅韌不拔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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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心創辦了五年後,1898年,大生紗廠終於建成投產。為了銘記紗廠創辦過程中的磨難和教訓,張謇特意請人畫了四副“廠儆圖”(張謇親筆題詞點題),掛在工廠的公事廳。四副畫作分別諷刺抨擊了集資辦廠過程中洋行買辦的反覆無常、官僚奸商的言而無信、本地官吏的陰險阻撓、上海鉅商的貪得無厭。

後來,大生紗廠雖然在開工半年後就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張謇的實業和教育等民生實業隨之也不斷拓展,但他還是不斷遭遇波折和磨難。1922年以後,由於國內外經濟形勢及自身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特別是由於產品的滯銷、資金鍊斷裂、墾牧公司的災禍,大生企業集團瀕臨破產。但即使在這時,張謇還是懷揣他的強國夢,以無比頑強的意志奮鬥拼搏,直到臨去世之前的當月(1926年8月),他還抱病視察沿江水利工程。

(三)為強國,至死不渝

愛國、救國、強國,像一根光彩奪目又厚重無比的主線,貫穿了張謇的一生。為強國,他探索了一生,奮鬥了一生,堅守了一生。直到垂暮之年,張謇念念不忘的還是國家強盛、天下太平。在他逝世前不久,南通南郊劍山雷神祠修建落成,他為之題一副楹聯:百里蒙休,山川大神止於此;萬方多難,雲雷君子意何如?在這裏,他借詠雷神,表達了他 “天佑中華,使多難的國家走向強盛 的殷切願望。

毛澤東曾説過,一個人做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同理,一個人愛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愛國,一輩子將愛國之心化為強國之行。張謇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張謇以他一生痴迷強國夢的愛國主義壯舉,踐行了他的人生理念:“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辦事,亦本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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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政亦商為中華

作為企業家的張謇,最大的與眾不同之處,是既搞經濟活動,又搞政治活動,既經商,又從政,既是企業家,又是政治家。

所謂“亦政亦商”,主要指:

1、兼具官員和經商者的雙重角色

綜觀張謇的一生,從22歲任江寧法審局書記,即涉足官場、政壇。24歲至32歲,任慶軍首領吳長慶幕僚(30歲時曾隨吳赴朝鮮平亂,結識袁世凱)。35歲為開封知府孫雲錦幕僚,並受河南巡撫倪文蔚委託,主持黃河防災抗洪工程計劃,草擬疏塞大綱。隨後,一面趕考,一面在江寧、崇明、贛榆等地書院任職。


42歲高中狀元后,任翰林院修撰(相當於朝廷中樞文祕,最高官級為三品);

43歲在家丁憂時,奉兩江總督張之洞之命,總辦通海團練,並主持江寧文正書院;

46歲(1898年)入京銷假,為翁同龢起草《京師大學堂辦法》等文稿。在戊戌變法前請假回鄉,任江蘇商務局總理;

52歲任商部頭等顧問官;

53歲任江蘇教育會會長;

54歲任蘇省鐵路公司協理;

56歲奉旨籌備江蘇諮議局,當選為議長;

58歲任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

59歲任江蘇兩淮鹽政總理,同年1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

61歲任袁世凱政府農商部總長,全國水利局總裁(1915年辭職);

67歲任運河督辦;

68歲任吳淞商埠局督辦。



由此可見,張謇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有官職(儘管有的是虛職,但他的官員身份始終存在)。

同樣,在具有官員身份的同時,張謇同時扮演了經商者和企業家的角色(大大早於他1895年正式下海創辦紗廠)。

1886年,張謇36歲時,結束了幕僚生涯,回到家鄉,一面備考,一面以商業眼光幫助父親集資購買湖州桑苗,鼓動鄉民賒購,推廣植桑養蠶。他與家長還向鄉民售發柏秧、槐秧和油桐子,發展經濟林木。隨後,他採用商業經營方式,集資開辦公司,推銷桑秧,由鄉民自定購買數量,只記賬不付現金,三年後鄉民賣桑葉供公司養蠶,從付給鄉民的現金中扣取秧苗成本和兩分利息。這種具有現代氣息的生產經營組織形式,今天看來仍有價值。這足顯了張謇經商創業的精明和高明。

1895年,張謇正式辦廠經商。從此以後,他儘管仍不斷參加各種政治活動,甚至還擔任各種虛虛實實的官職,但他始終沒有丟棄企業,沒有丟棄企業家身份。以至於在他生前生身後,人們都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位搞實業的企業家。

2、同時開展政治和經濟活動

猶如兼具官員與經商者雙重身份一樣,張謇在開展經濟活動的同時,積極投身於各種政治活動,以至於無論是在早期地方政商環境的改善中,還是在後來全國的政治舞台上,甚至包括晚年的南通地方自治方面,他都展現了政治家的風采。

張謇早期在涉足蠶桑、林木等經商活動的同時,還積極組織和參與了各種政治社會活動:一是聯合地方士紳,稟請兩江總督免除十年絲絹,以興蠶利。二是動員地方官招商開行,收購蠶繭,發展蠶絲市場。三是牽頭聯絡通州大布莊老闆和各地花布商人,力爭官府減收通海花布釐捐。四是籌辦地方武裝防衞組織“濱海漁團”,維護沿海地區安全。五是倡導建立社倉,備災備荒,防止災年發生社會動盪,恢復海門慈善堂,負責辦理掩埋無主野屍等慈善事宜。

1894年張謇大魁天下後,便積極投身於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中,在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甲午戰爭前夕,張謇以新科狀元的身份,憑藉他早年赴朝平亂積累下的對朝日國情的認知,積極支持翁同龢的主戰主張,並單獨上疏,痛斥李鴻章不僅“主和誤國”,而且“以庸劣而敗和局”。此舉震驚朝野,使張謇名動一時。

甲午戰爭以後,張謇滿懷悲憤,積極建言獻策,以“救亡圖存”。他在為張之洞所擬的《代鄂督條陣立國自強疏》中,提出練陸軍、治海軍、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建講商務、講求工政、多派遊歷人員、預備巡幸之所等九條建議,在當時產生極大影響。

1898年(戊戌)春,張謇因丁艱期滿,入京到翰林院銷假,參與翁同龢、康有為、梁啓超主導的維新運動。但他主張穩健改良,自稱與康、梁“羣而不黨”。在維新派慘遭鎮壓、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前夕,他辭謝京師大學堂教習的奏派,再度向翰林院請假,匆匆離京歸鄉。

1900年(庚子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事件。張謇等東南紳商名流,為避免繁華的東南一帶陷入戰亂,在清廷已貿然對外宣戰的情況下,力勸劉坤一等東南督撫與英國等列強簽訂“東南互保”協議。這件事,在當時保住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但從長遠看,動搖了朝廷的權威和統治根基,助長了地方及民間力量的上揚,誘發了後來的政治改良及最終的共和革命。

在隨後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張謇也積極參與。他在1901年2月寫的《變法評議》,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強調變法必須抓住基本的三條:一是“必先更新而後舊可滌者”;二是“必先除舊而後新可行者”;三是“新舊相參為用者”。實際上就是主張先立後破、先破後立、新舊融合三種方法同時並用。他提出了分階段進行政治、教育、產業、民生等各方面的變革設想。

在看到清政府並不真心搞“變法”,“新政”亦無實質性成效後,張謇毅然投身立憲運動,併成為運動的實際領袖。

他在立憲運動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進行立憲考察研究和宣傳鼓動(1903年去日本時,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度,回國後便呼籲仿照日本明治維新進行政治改革)。並印譯了許多立憲資料給朝廷和官紳。二是成立上海立憲公會和江蘇諮議局,直接組織推動立憲運動。三是發起組織了三次全國性的早開國會請願活動,迫使清庭同意提前三年於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預行組織責任內閣。

立憲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精英羣體與民眾互動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直接動搖了清廷的政治基礎和統治合法性,間接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建立。張謇晚年在為自己編寫的年譜作序時寫到:“一生之憂患、學問、出處,亦常記其大者,而莫大於立憲之成毀。”

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後,張謇逐步由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者,轉為支持革命和共和,並在“南北議和”中充當重要角色(由“通官商之郵”變為“通南北之郵”)。他一手託三家:首先勸清廷順應大勢及時體面退位;其次勸革命黨人適可而止,共創太平;然後再勸袁世凱以革命形勢逼迫清廷退位,但不要撲殺革命力量,做華盛頓那樣的開國元勳。

1912年1月10日,張謇致電袁世凱説:“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於是,清王朝在紫禁城內安享尊榮,袁世凱當了正式大總統,革命黨人宣告革命成功,老百姓免受戰亂,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成立。張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蜕變的同時,也促成了中國封建制度向現代政治制度的轉型變革。

1913年至1915年,張謇任袁世凱政府農商部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在此期間,他一方面抓全國經濟勘察、規劃,一方面大搞經濟立法(民國初期的70%的經濟法律、法規都是在他任上搞的)。他認為發展實業,亟需注重四個方面:一是乞靈於法律;二是求助於金融;三是注意於税則;四是致力於獎助。他認為,“法律猶如軌道,產業入軌道則平坦正直,畢生無傾跌之虞”,“不入軌道,隨意奔逸,則傾跌立至”。

1915年,張謇因不滿袁世凱的內政外交舉措,辭官回到家鄉南通,直到1926年去世。但即使在這期間,他也沒有放棄政治活動和政治追求。

1918年底,張謇為了在巴黎和會上使我國擺脱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獲得關税自主,致電政府及與會代表據理力爭,併發起成立了“全國主張國際税法平等會”,自任會長。1919年初,巴黎和會召開時,他針對日本政府的蠻橫和北洋政府的妥協,頻頻通電,嚴正指出:政府即使願去自殺,可人民難道就不希望生存?他呼籲政府代表拒絕在喪權辱國的合約上簽字。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致電徐世昌、段祺瑞,指出:民眾激憤,完全是因政府把原來德國在山東侵佔的權益拱手讓給日本,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面對1920年直皖戰爭、1924年直奉戰爭、1924年江浙戰爭,張謇均奔走呼籲,斡旋調停,勸阻交戰各方以人民福址為重,停戰講和。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南通各界組成後援會發動募捐,張謇率先捐資,以示援助。孫中山去世時,他代表地方主持追悼大會;蔡鍔靈柩路過南通,他組織全市人民舉行公祭。一些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依然閃現着他忙碌的身影。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張謇晚年在家鄉的十多年,表面上看是在搞實業、辦教育,實際上是在全力搞地方政治——“地方自治”,並以地方政治的成功(“模範縣”)作示範,引領全中國(餘秋雨稱之為向全世界發出了現代化的“南通宣言”)。他搞地方自治的初衷是:“今人民痛苦極矣。求援於政府,政府頑固如此,求援於社會,社會腐敗如彼。然則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豈有他哉!”

張謇興辦實業、熱心政治,均是為了國家的強盛、民族的興旺、社會的進步,均出自於非同一般的愛國主義情懷。只要能救國強國,他什麼都願意做。他既是實業救國論者,更是政治救國論者;他既是優秀的企業家,更是傑出的政治家。他進則搞全國“大政治”,顧及南通;退則搞南通地方“小政治”,影響全國。不管怎樣,他從未忘記救國救民和強國富民的政治理想,也從未停止過以政治現代化促經濟現代化的探索和開拓。

3、政商互動創大業

張謇秉持救國強國理念,在辦實業、搞經濟的同時,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源於他對政治與經濟關係的深刻認識。張謇認為,“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政治能趨於軌道,則百事可為”。他那個時代的經濟落後的主因,是政治腐敗。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經濟蓬勃發展。他在考察日本後,對比日本的富強與中國的貧弱,得出結論:“抉其病根,則有權位而昏墯者當之”。因此,他主張要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進行政治改革,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政治條件。

基於對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辯證理解,張謇主張除了在體制上進行政治變革以外,還要“藉助實業來變更國體,強國富民,革故鼎新”。張謇一生着力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推動政治變革,一件是發展實業及民生事業,最終成果則集中體現在南通地方治理的成效上。張謇憑藉對經濟與政治關係的深刻理解,在實踐活動中,也較好地處理了具體的政商關係。

一是充分利用各級政府的政策。(如用足用活中央政府地方自治政策及江蘇政府扶持實業政策等)。二是妥善處理好與各級官員的關係(包括與江蘇督撫及南通州官)。三是以政興商,以商促政。(以“自治”為手段,改善政治小環境,助推經濟發展;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促政治建設)。

當今,時代不同了,我們不必要也不可能像張謇那樣去搞政治和經濟,但他認識和處理經濟與政治關係的思想與實踐,依然對我們今天的企業家有啓發。比如:1、企業家也應該關心政治,促進以民主與法制為核心的政治建設。2、擁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積極參與民主監督、民主管理,促進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治理現代化水平)。3、正確處理與地方政府及官員的關係(形成新型的“親、清”官商關係)——①親而不俗(親近友好不庸俗);②敬而不遠(尊敬而不疏遠);③靠而不等(不消極等、靠、要,在政策扶持、要素配置、指導服務等方面主動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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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手打造“第一城”

南通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這是2001年吳良鏞第一次來南通與我會面時,首次提出的)。打造“第一城”,全靠張謇非凡的見識和能力。遍觀全中國、全世界,優秀的企業家比比皆是,但能夠靠一己之力建設一座現代化城市,張謇可以説是絕無僅有。

“近代第一城”的含義可從三個層面看:一是從城市的規劃建設看;二是從城市的各種民生事業、公共設施看;三是從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全面建設看。其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人忽視的是第三層面。

我曾在2003年召開的“中國近代第一城”學術研討會上,從五個方面論述了“第一城”的豐富內涵。(1、從城市建設的主體來看,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國人自己全面規劃並實施建設的具有近代意藴的城市;2、從城市的形態佈局和功能來看,南通是一座世界近代史上開風氣之先的城市;3、從城市的發展基礎看,南通是一座各項事業全面推進的城市;4、從城市建設的價值取向來看,南通是一座充滿人文關懷的城市;5、從城市建設與區域發展的關係來看,南通初具區域整體發展的雛形)。現在看來,這些論述尚有道理,但對第三個層次揭示不夠。今天要重點講一講。

張謇在南通所有作為的初衷是“以成鄙人建設一新世界雛形之志,以雪中國地方不能自治之恥,雖牛馬於社會而不辭也”。他要統籌各方面的現代化建設,為中國打造一個能與世界先進國家城市相媲美的現代化城市樣板,以示範、引領中國走向繁榮昌盛。

在政治建設方面,張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關於地方自治的政策,於1908年破天荒地發動民眾選舉,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省以下“議會”——通州議事會,並親任議長。議事會及隨後的地方自治會成立後,設立了測繪局、調查户口事務所、法政講習所、清查公款公產事務所等一系列“準政府”機構,幹了許多“州官”應該乾的事兒。他還建立了商會、農會、慈善會、長江保坍會等各種社會團體,發動各方共同參與地方治理。更令人稱奇的是,他還建立了維護治安的警衞隊,花錢改造政府的監獄、駐軍營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張謇的現代化政治建設之所以能走在全國前列,主要是因為做到了“五個充分運用”:一是充分運用地方自治政策(用足、用活);二是充分運用特殊的政治身份(狀元、翰林、立憲派領袖、中央正部級高官等);三是充分運用省級官僚的授權和支持(包括張之洞、劉坤一、程德全等);四是充分運用當地老百姓的擁戴;五是充分運用自己的從政經驗和聰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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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建設方面,張謇從創辦大生紗廠開始,由工業到農業(鹽墾、種植),到生活服務業(商業、旅館、房地產開發)到物流運輸(大達輪船公司、汽車公司,十六鋪碼頭),到金融保險(淮海實業銀行、保險公司)等,甚至還與比利時合資興辦中比航業公司及專事對外貿易的新通貿易公司。他創立的南通繡品公司還在美國紐約第五大道設立分公司,經營刺繡工藝品。他在逐步建立起全國最大的產業資本集團的同時,全面地促進了南通經濟現代化建設。當時的南通工業化城市化水平,在中小城市中首屈一指。

當年中國海關“一把手”羅伯特·赫德(英國人)每十年就出一份分析中國經濟狀況的《海關十年報告》,連續三次(30年)僅舉上海和南通兩個城市為案例。他説:“通州是一個不靠外國人幫助,全靠中國人自力建設的城市,這是耐人尋味的典型。”“所有願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將來作公正、準確估計的外國人,理應到那裏去參觀遊覽一下。”

在社會建設方面,張謇在加強社會管理、改善社會風氣的同時,大力創辦現代化的社會公共事業和社會保障體系。1913年辦大聰電話公司,建成南通市內電話網絡。1916年開始建唐家閘公園和市區東、西、南、北、中五座公園,是我國最早對公眾開放的公共園林。1917年辦通明電氣公司,形成從唐家閘到中心城區的供電佈局。1917年成立南通公共汽車公司,公共汽車在港閘、城區等多條公路上運行。

張謇在南通創辦的社會保障項目主要有:1906年創辦的新育嬰堂,1912年創辦的南通醫院,1913年在他60歲生日之際,用所得壽禮之金創辦的養老院,1914年創辦的貧民工場及濟良所,1916年創辦的殘廢院及棲留所。

在文化建設方面,張謇致力於文化事業現代化。1905年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2年建成圖書館,將自己收藏的八萬多卷和徵集採購的共13萬卷圖書置於館內,供市民閲覽。1913年後創辦了《通海新報》等四種報刊,並創辦了翰墨林書局。1917年在軍山建氣象台。1919年創辦全國第一所戲曲學校——伶工學社,並建現代化大劇場——更俗劇場。同年還創辦中國電影(影戲)製造股份公司,拍攝多部影片。

1922年,應張謇之邀,中國科學社第七屆年會在南通召開。楊杏佛、馬相伯、梁啓超、丁文江、竺可楨、陶行知等知名專家學者紛紛匯聚南通。張謇在會上説道:“吾人提倡科學,當注重實效,以科學方法應用實業經濟之研究與社會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執此道以提倡科學,未有不發達者。此為吾數十年經驗之結論,願諸君由此以興科學”。科學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作為張謇70壽辰賀禮,以答謝他對科學的倡導和支持。

“文化必先教育”。張謇在教育事業上的努力和成就更為人所津津樂道。他創辦了三百七十多所各類學校,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從普通學校到專科學校、特種學校(聾啞人學校、職業技校、師範學校),幾乎無所不包。他還規劃在農村每八平方公里辦一所小學,併成立了教育會、勸學所等幾十個現代教育研究團體和機構。他還擔任江蘇教育會會長。可以説,張謇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教育現代化先驅和集大成者。世界聞名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考察南通後,由衷地讚歎道:“南通者,中國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南通近百多年來,人才輩出,羣星璀璨,絕非偶然。

在生態建設方面,張謇在城市總體規劃設計上,就考慮到生產、生活、生態的合理佈局,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他比世界著名的城市規劃大師霍華德還早三年提出並踐行了“花園城市”的理念。除了主城區以外,他將唐閘設定為工業和港口區,狼山設定為風景旅遊區,形成了科學合理的“一城三鎮、城鄉相間”的現代城市格局,既方便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又改善了自然環境。他還封山育林,保護自然生態,在街道、公路兩旁栽種行道樹美化自然景觀。他還成立“長江保坍公會”等社團,發動社會各方保護長江生態和水系。

總之,張謇以現代化的理念和標準,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方面全方位推進南通現代化建設,精心打造出了“中國近代第一城。”

我曾經在2006年召開的第四屆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説道:“張謇先生在家鄉南通進行了前後長達30年全方位、系統性的早期現代化實驗,並相繼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使南通從一個封建閉塞的小城一躍成為當時著名的“模範縣”,被外國友人譽為“中國的樂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創造了中國近代第一城的輝煌。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張謇當年全面推行現代化建設的理念和實踐,雖不能與今天同日而語,但作為寶貴的探索經驗,對我們當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徵程中,實施“四個統籌”和“五個全面”的戰略方針,仍不乏有益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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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遺產世代傳

張謇先生以熾熱的愛國情懷、堅韌的意志品德、不凡的心胸氣度、超羣的學識膽略和經世才華,創造了常人難以企及的不朽業績。如今在南通的城鄉各地,大街小巷,到處留下他當年創建的工廠、學校、慈善機構和公共實施,這是一筆可貴的物質遺產。但比這些物質遺產更為寶貴的,是他遺留人間的精神遺產。無論是在國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方面,還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他都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精神財富。我在本世紀初,就對有關人員説過:張謇的精神是無比寶貴的金礦、富礦,我們一定要認真挖掘、提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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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的精神遺產無比豐富,今天我們着重談兩個方面,一是他所孕育的蘇商及通商精神,二是南通的城市精神。

關於張謇與蘇商精神,我在前不久的演講和文章中,多次談到:作為企業家,張謇身上有三點最鮮明的精神品質。一是始終把救國、濟民放在首位,固守“家國一體,大德為先”的儒家傳統。二是始終奉行正確的義利觀,“義利兼顧,以義為先”。三是始終堅持以德興商,注重個人和企業品德修養。

張謇企業家的精神品行引領和代表了近代蘇商精神。從張謇身上可以看到蘇商精神;從蘇商精神中可以映照張謇的思想品德。蘇商精神的五大基本特徵:1、愛國愛鄉情懷;2、開拓創新意識;3、務實低調風格;4、精良細緻品質;5、崇文重德稟賦。

通商作為蘇商的一個重要分支,作為張謇家鄉的企業家,無疑具有張謇為代表的蘇商精神,但更具有張謇直接打造的通商精神。

在這裏,着重談一下張謇與通商精神的核心內涵——“強毅力行”和“通達天下”(2017年首屆通商大會發布)。

關於“強毅力行”:

1913年6月24日,張謇對北京商業學校的學生演講(不講具體商業技能,專講企業家的修行和品德),他以山東武訓乞討集資辦學為例,論述“人患無志,患不能以強毅之力行其志耳”。同時他進一步以自身艱苦創業的經歷勉勵大家“一介寒儒,無所憑藉如餘者,所志既堅,尚勉強有所成就,天下士亦可大興矣!”

在這裏,他主要突出了三點:一要立志,志存高遠;二要力行,艱苦奮鬥;三要堅毅,百折不撓。他還聯繫自己辦廠的艱苦過程,深有感觸地説道:“東拼西集,朝夕拮据。加以小人之阻難,局外之反對,困苦情形,不但他人未曾嘗試,即鄙人回溯生平,亦有數之厄運也”;“千磨百折,忍侮蒙譏,伍平生不伍之人,道平生不道之事”。

後來開墾灘塗,又遇種種險阻,僅為了解決複雜的地權問題,就奔走協調了八年,並花費了大量的銀兩。剛建好的堤壩,幾經大潮襲擊,大面積垮塌,幾遭滅頂之災(據説大生集團的最終破產與此有關)。但他還是建成了長六百多裏、寬一百多裏,總面積達1.2萬平方公里的黃海灘塗墾殖區,至今仍造福江蘇沿海各地。


由於有了切身體會,或者説是切膚之痛,張謇對“強毅力行”的闡發是:“一個人到了危難的境地,還是要抱定牙齒打落在嘴裏和血吞,連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他對掛在家中客廳裏的一副對聯(也是他的座右銘)的解釋是:“立時冷暖,人非受其薰蒸不可,能至大冷不覺其冷,大暖不覺其暖之一境,即莊子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便可以處世,便可以成事。”(原對聯: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與子言孝,與父言慈)



他還針對當時一些年輕企業家的不良現象,諄諄告誡道:“爾所謂實業家者,駟馬高車,酒食遊戲徵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業即虧倒,而股東之本息,悉付之無何有之鄉。吾觀於此,乃知勤勉節儉任勞耐苦諸美德,為成功之不二法門。”這也是對強毅力行的最好註解。

今天“強毅力行”已成了通商的鮮明標幟,包括在座的各位南通企業家,都有着堅韌不拔、頑強拼搏的奮鬥史,都散發着強毅力行的耀眼光彩。追根溯源,其源頭活水均來自於當年張謇的思想言行。

關於“通達天下”:

從字面上看,表達了兩個方面:1、南通是通江達海的地方;2、引申為商界吉利語“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結合對張謇企業家精神的傳承情況,可以從本質上概括出五點含義。

1、以天下為己任,以人民福祉為依歸。

2、秉持“開放主義”,具有“世界眼光”和包容會通的胸襟。

3、以誠為本走天下,講誠信、重品牌(當年魁星牌棉紗、頤生酒均獲世界博覽會金獎。今天南通擁有“重合同守信用企業”國家級一百多家,省級三百多家,市級六千多家,位居全省第一)。

4、敢為天下先,以追求卓越獨步天下(一招鮮,吃遍天)。

5、圓通豁達,注重人和,行穩致遠(與合作伙伴、顧客、員工、政府官員等各方面搞好關係)。


由此可見,張謇所孕育的通商精神博大精深、切實有效,我們一定要光大弘揚、再創輝煌。無論是蘇商還是通商,其精神實質都是與中國企業家的優良精神相契合的。我們在學習民族企業家先賢和楷模張謇所體現的蘇商和通商精神時,一定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要在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和國際視野等方面不斷提升自己,努力成為新時代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生力軍”。

關於張謇與南通的城市精神,我在2018年江蘇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一次講座中,系統地論述過。現將那次講座的記錄整理稿附上,供大家交流參考(順便説一下,二十多年來我對張謇認識的逐步深化過程)。

張謇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

張謇給南通留下了這麼多工廠、學校、市政建設,但是給南通精神、南通的文化遺產留下了什麼?城市精神就像人的靈魂,像我們説的核心價值一樣,能代表整體狀態。一個城市發展得好與不好,要看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精神動力。張謇在打造“中國近代第一城”的時候,也打造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南通近代的城市精神是張謇一手孕育出的,對南通城市的突破性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張謇對近代南通精神的孕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自身行為的示範引領。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像張謇這樣主導性的人物,他在方方面面的一言一行都起到表率作用。

1、他志存高遠,腳踏實地,給人一種新的精神和思想理念。有遠大理想和抱負的人很多,但同時腳踏實地做出成效的人不多;肯幹務實的人也很多,但同時擁有崇高的境界與遠大志向的人不多。既有遠大抱負又能求真務實腳踏實地做事,這點很難得,在張謇身上體現的十分充分。這種精神不僅在創辦工廠、創辦學校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在政治活動過程中也是這樣。他有崇高的現代民主政治理念和遠大的政治變革志向,對康、梁的態度及其在南北議和中,都體現了他不衝動冒進、穩健務實、腳踏實地,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他對李鴻章、袁世凱態度的轉變也是一個例子。一開始覺得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立場不對,立即上書彈劾,後來看到李鴻章掌握大權,主政比較務實時又擁護他,乃至在庚子動亂時,他主張以李鴻章為首領,率各地總督捍衞朝廷;對袁世凱也是,開始覺得袁世凱品行不好時與之分裂,後來看到袁世凱的能力與格局提高,又主動握手言和,都説明了他是個務實的人。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大局出發。他兒子張孝若也説:他抱定主義,立定腳跟,要創造一個新局面和新事業。孫中山也評論他是幹實事的人。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有理想、有實踐、有成就的人。

2、他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張謇作為新舊時代轉換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緊跟歷史潮流,站在時代前沿,在各方面奮力開拓,不斷創新,創造了不朽的歷史功績。所以胡適説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30年的開路先鋒”。我覺得,不僅僅是實業和教育,包括整個現代化的政治和經濟,他都在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特別是在與時俱進方面,非常難能可貴。辦工廠,一開始起點就很高,搞現代公司治理,搞股份制等等。他在政治上的不斷地轉變和跟進,往往被後人議論為“多變”,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正反映了他了不起的、與時俱進的品質。因為時代在變,形勢在變,他也要不斷調整自己的思想觀念,緊跟時代的步伐。而且,他的變不是往壞處變、不是往後退變,而是往好處變、往前進變。不管他怎麼變,始終是是圍繞着“強國富民”的政治抱負在變,根子上是為了使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以,我説他的變是與時俱進的,不管是維新變法、君主立憲還是共和。就像他的兒子張孝若説的,“他總是握緊了兩個拳頭,抱定了一個主意,認準了一個方向,直視往前走,總想打通了這條路,去造一個新世界。”

3、他開放包容,兼收幷蓄。他秉持“開放主義”,對國外開放,對南通之外的地方也開放;對資金、科技、企業管理等生產要素開放;對外來的文化藝術、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也開放,全面兼收幷蓄;對人才也持開放的態度,在當時中國那麼混亂、那麼落後貧窮的局面下,歷史上的許多中外名人都來過南通,王維國、梁啓超、竺可楨、丁文江、陶行知、梅蘭芳都到南通和他見過面,探討過問題。有來自日本、荷蘭、英國的七十多名專家在他的公司工作。講到人才,這裏插一個故事。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江澤民同志的祖父江石溪和張謇家有一定的關係。他是江都人,原先與張謇素不相識。張謇辦了工廠後,要搞運輸業,辦輪船公司,從南通開到揚州,揚州人就不服氣,抵制他,不讓他到揚州地盤。特別是有兩部分人抵制的很厲害。一部分是碼頭上的混混、幫派團夥;還有一部分是當地的鹽商大户。這時就有人出主意,讓張謇在當地找個有名望的人、社會上都認可的人去協調,後來就有人推薦了江石溪。江石溪是中醫,平時還講學,很有聲望。果然,江石溪就幫他擺平了,當地的鹽商大户、小混混都不再惹事生非,他的輪船公司順利通航了。後來,兩人在交往中相互仰慕,變得很要好。張謇就讓他到自己公司,做輪船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幹得不錯。據説江石溪有現代科技的眼光,當時運河裏水草很多,他設計的除草機將草除掉後,船就能通暢航行。我記得江澤民2008年到南通時還跟我聊過這個事,問能不能找這個除草機的圖紙檔案。我説這個故事,説明張謇心胸很開闊,能識別和使用各方面人才,這和他的開放主義和世界眼光是分不開的。

二是地方治理的教化。近代南通精神是怎麼形成的?南通人的思想觀念是怎麼大幅提升的?我覺得和地方治理和地方政治建設有很大關係。一方面現代化市政建設和管理,必然會促成現代化的觀念形成。為什麼落後國家、落後地區形成不了現代觀念呢?因為沒有現代的物質載體。但是張謇在南通搞了一批現代化的載體,奠定了現代化的物質基礎。現代化的設施和功能在啓迪民智的同時,必然催生民眾現代意識的形成。張謇辦了那麼多學校和公共設施,教化功能更為直接和明顯。他一方面給予民眾以新知識、新思想、新觀念,一方面又培養具有新時代素養的新人。南通走出了一大批科學家和方方面面傑出的人才,追根溯源都和當時的基礎和源頭分不開。在這種情況下,南通必然在全國率先除舊佈新,移風易俗,領風氣之先,形成新的城市精神。所以,蔡元培寫的對聯説道:“為地方興教養諸業,繼起有人,豈惟孝子慈孫,尤屬望南通後進。”

三是時代精神的倡導。他一方面在示範和教化,一方面又在大聲疾呼倡導時代精神。概括地説,張謇主要倡導以下三種精神:一是除舊佈新,變革圖強。在新舊時代轉換的時候,舊勢力錯綜複雜,張謇能帶頭轉型,精神難能可貴。他兒子張孝若説:“父親的思想事業很有創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10年,做事必須進一步,思想要有時代性,實業要應着世界潮流,沒有頑腐的成見”。二是文明和諧,尊法守信。張謇對股東、對職工都很好,他讓股東得到利益、職工得到好處。他對社會上的孤寡老人、弱勢羣體、扶貧對象更好。他號召要以法為本,忠實不欺。他認為,大家都要自覺守法,這是社會的根本和靈魂。他的哥哥張詧在做警察局長的時候規定,晚間車輛、轎子行走時一定要點燈。有一次,張謇手下抬轎子時沒點燈,被巡邏發現要罰款,張謇不但認罰還給這個巡警獎勵。這説明他帶頭守法的意識非常強。三是堅苦自立,奮發進取。他在各種經濟和政治活動當中都強調這一點,希望大家能夠艱苦奮鬥,與時俱進,各盡所能,奮發圖強,不斷進取。這裏舉一個例子。中國近代著名建築設計師孫支廈還是小青年的時候,在張謇邀請日本人為其學校設計平面圖的時候擔任翻譯,中途這個日本設計師抑鬱症發作自殺了。結果,設計到一半的圖紙沒辦法接着搞下去,孫支廈就接手做了下去,而且做得很好。張謇發現他這個人才很是珍惜,送他到大學深造,畢業後留在公司重用。孫支廈在張謇提倡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時代精神的感召下,設計了很多著名建築,被後世公認為中國近代最領先最先進的建築設計師,成為一個人才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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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南通精神到底是什麼?我認為近代南通精神是一種變革的精神、創新的精神、創業的精神、開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開放的精神。我覺得張謇不僅是南通實業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我在2006年第四屆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也講過:“我們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繼承張謇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揚張謇先生身上所體現出的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澤被鄉里的愛民情懷和腳踏實地務實風範。”

南通精神在當代的弘揚

既然張謇孕育了了不起的南通精神,那麼南通精神在當代又是如何繼承和弘揚的呢?南通人一直很珍惜張謇孕育的南通精神。在本世紀初,我主政南通時也在琢磨這個事。經過調研思考,我們決定要打好張謇這張文化牌。2003年時,我們利用吳良鏞評價南通是“中國近代第一城”的契機,對張謇的成就和精神文化遺產進行了宣傳和推廣。2005年,我們又抓住省委宣傳部統一佈置各地級市都要搞城市精神建設大討論的機會,將之作為弘揚南通精神的良好契機。我們從年初發動和組織南通精神大討論,呼籲全民討論、召開講座、座談、發表文章,甚至用手機信息收集上萬條信息,持續了近一年時間。在此基礎上,選取了幾千條城市精神的概括,然後繼續推敲、提煉。

概括和提煉遵循了三個原則:一、傳承歷史。要看看南通曆史上到底有什麼,不能憑空想象。看看遠古歷史,即南通的海洋文化與移民性格;看看近代歷史,張謇精神文化的傳承。南通很早就被評為全國曆史文化名城,很多人不理解,覺得南通除了張謇沒別的。我覺得,恰恰就是因為近代出了個張謇。評選出的200多家歷史文化名城都是因為遠古時期的歷史,唯獨南通一個城市是因為近代歷史。這也是特別之處。二、觀照現實。在近代南通精神的基礎上,南通人在當代也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形成了優秀的品格、精神和作風。同時也要關照到南通自身存在的不足。由於南通三面環水、交通不便等方面的限制及其本身的文化特點,南通人有時閉塞、膽小、格局不高,加之移民很多,互相戒備,容易產生“內耗”等問題。三、引領未來。定了城市精神以後,不僅是現在管用,將來也要管用。要引領未來,推動未來,符合未來城市發展的需要,發揮城市精神的座標、導向作用,發揮對城市未來發展的精神動力及支撐作用。通過對這種城市精神的弘揚,提升城市品位,塑造一個凝心聚力、政通人和的和諧南通。

在這三個原則的遵循下,南通精神最後被確定為八個字:“包容會通,敢為人先”。確定了這八個字以後,一切工作的開展都以之為旗幟、為引導。我們以城市精神來衡量做事的成敗,做到了就給予表揚和鼓勵,沒做到的繼續鞭策和努力。事實證明,這樣做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是無窮的。通過對南通精神的弘揚和倡導,南通人在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當時概括了南通在五個方面的面貌變化:城市面貌、經濟面貌、社會面貌、生活面貌、精神面貌。其中,我最看重的、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精神面貌的變化。南通人現在更加包容了,更加開放了,心胸和視野也更加開闊了,對外來的生產要素,包括企業、資金、技術、人才,更願意接納了;對外來的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觀念、生活方式更加接受了,南通人更敢想敢幹了,敢幹別人沒幹過的事,敢走別人沒走過的路。人際關係也更為融洽。這些都在改變人的精神面貌的同時,給城市的各方面面貌帶來了巨大變化。特別是“敢為人先”的光大弘揚,更是引領南通人創造了許多爭先創優的當代奇蹟,圓了精彩紛呈的“南通夢”。

今後南通城市有形的東西還會不斷變化,但“南通精神”這個看上去無形的東西,卻會永放光芒。這裏,摘錄一段我在2006年第四屆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大力弘揚包容會通、敢為人先的新時期南通精神,奮力推進跨越發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開創出速度效益雙雙領先、外資民資比翼躍升、江海開發聯動突破、城鄉縣域整體跨越、三個文明協調推進、農民市民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既快又好發展局面,成為長三角發展最快、活力最足、潛力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今天,我仍覺得南通在各方面還是走在前面。前不久,江蘇省委婁勤儉書記到南通視察時提出了“三個先鋒”的定位:“爭當全省解放思想跨越趕超的先鋒、爭當全省高質量發展的先鋒、爭當新時代全省幹事創業的先鋒”。我覺得這“三個先鋒”的定位,也是繼續弘揚南通精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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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總結南通精神時,一直想到文化名人餘秋雨十年前在南通講的一些話。他説張謇了不起,他為現代中國提供了一個現代化的範本,用實際行動向全世界發了一個“南通宣言”。他沒寫在紙上,但是他用南通的成就向全世界宣告我們中國人行,中國人能搞現代化。他認為南通現在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黃金期,“南通天時地利人和集於一身,百脈俱開,路路皆通”。

今天着重從四個方面談了張謇與眾不同之處,實際上也就是他的卓越非凡之處,希望能有助於加深對張謇的瞭解和認識,以便更好地領會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指示精神,學習張謇愛國主義精神,傳承先賢偉業,再創時代輝煌!

以上不妥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編輯:褚怡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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